摄影与历史的双向观照

　　如果说那些事关国家和世界政治的重大转变，事关一个国家的命运、时代的走向，伟人们的行踪与身处历史事件中主要人物的身姿与面容，是大多数人容易理解的历史的当然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有关国与国之间利益对抗下的民众生态、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冲突、群体性的大规模暴动、不可预计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的非常事件，则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影像的第二层内涵，也可以说是亚政治性事件。李晓斌的《上访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影像记录；郑鸣的《倒闭后的滋味》自然是改革开放艰难期的中国，国有工业企业遭遇时代转型时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画面，而贺延光的《哀悼生命》则成为后人了解2004年中国人经历非典时的难忘瞬间。 久

　　这些影像，题材上的划分可以归入社会和经济、文化或者民生的范畴，也可以归入亚政治的领域，其实它与政治性历史影像之间的区别并不能以如此明确的定义予以区分，不同的归类只是为了在影像论述上的脉络清晰。 

特

　　当我们放弃所谓的精英历史观，进入人类生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时，我们发现：虽然战争、灾难、暴乱，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是历史意义上的标准性影像，都是最接近于标准的历史定义的瞬间，但是历史的概念，并不仅仅限于那些重大的事件、群体性的灾难和精英们的肖像。人类的历史，更多地处于平常的生活中，体现在日复一日静静流淌的普通人的面容中。平民的神态表情、生存状况，这样的画面相对于极具刺激性和冲击力的重大事件，更漫长也更丰富，其内涵更深，更接近于本质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历史。斯蒂格里兹那晨雾弥漫、生机勃勃的《终点站》，爱默森那夹杂着劳动者的艰辛与自足快乐的《大麦丰收》，它们并不像战争、灾难影像那样富有刺激性，然而它更接近于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关于19世纪末期，关于所有我们出生之前的生活，关于那些面容陌生然而心境共通的人们的世界，关于他人和他民族的异域想象，关于自我命运的另一种可能的推理与猜测，它们都容易令人产生相同或类似生活经验者的共鸣，具有名副其实的历史价值。  特

摄

　　因此，假若以影像的视角来观看“历史”这一概念，历史通常呈现出三种形态：诸如改朝换代的伟大且瞬间性的历史景象，事件本身对一国、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之变形成了转折期，如9－11双子塔的倒掉；战争或者类似于战争状态的革命所带来的阶段性极端年代，题材与第一种形态相重叠，区别在于：这类事件在影像表现上具有长期存在的缓慢性；介于改朝换代与战争或革命之间、貌似平静而内在却蕴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观念冲突，以及由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国家内驱力的缓慢变化，从而引发社会大众在思想和精神状态上发生蜕变的社会变革期；另外，其他从人类学、民俗学和文献学角度切入的影像记录，都可归入此列。  久

　　人们习惯于将第一和第二种形态视为标准意义上历史，并且认为所有的个人命运的变化和局部的社会生态变革都是来源于这些伟大的事件。然而在历史演进的实质上，这同时也是一个逆向推动的过程：第一种形态是第二种形态的果，第二种形态则是第三种形态之果。假如说第一种形态是堪称“影像化历史”的标志性记忆、是历史篇章中的一个个句号的话，那么第二种形态就是句号与句号之间的那些逗号和分号，而第三种形态，则是篇章之中的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文字，是最接近于历史本质的具体承载。 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