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难之后 摄影界的集体反思

　　贺延光：沟通有时比拍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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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电视里就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一个被埋了100多个小时的灾民被救援人员抢救出来时，现场比较混乱，都是直播，你就可以明显的听到画外音，有人在喊，招招手，招招手，让受伤的人向镜头招招手，我当时看到这个镜头，我判断只是画外音当时录了下来，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师，不会是文字记者，文字记者没必要，只有摄影师、摄像师才需要让人向镜头招手，看到这个情节我是非常愤怒，俄罗斯救援队曾经斥责记者，只为你自己，根本不顾人家的死活，强光打在人家脸上，这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我们一场灾难过去，展览出来了，书出来了，当然不光我们一家有展览，我们可能最后要进入一个什么系统呢？表扬和互相表扬的系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的作为根本就没有超出我们的职责范围，那种表扬、鼓励如果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讨论讨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受益匪浅。 影

　　我还看到有的博客披露，有的摄影师在现场支着三脚架，打着光，找了两个灾民的夫妇，要求他们不断的为他摆出这样或那样的动作，这是博客里边旁人把这个照片拍了下来。我看到《中国摄影报》有一个小文章披露，有一间教室是没有完全跨塌，摄影师为了拍一张照片，把一个小学生领进了现场，让小学生收拾书包，当时被另外一个摄影师痛骂一顿，这是一个危房，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把孩子领进去，为你这张照片服务。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有的原因是我们有些记者缺乏经验，自我约束的意识不强烈。我刚才讲这次客观上来看是报道最透明的一次，但是报道越透明的时候越要求记者对自己的自律应该更强，不能超圈，一步都不能跃过去。刚才在下面有的朋友跟我讨论，当然是搞摄影创作的，摄影创作能不能搞呢？它没有说什么事不能搞，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搞艺术创作的时候，媒体的记者就是报道真相，赶紧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新闻本身产生力量，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援，我们是起这个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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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医院里采访的时候，有些孩子，那些伤员截肢的伤员，这些灾民和记者的关系总的来讲都不错，没有人拒绝拍照，但是我只在医院里碰到过一次，一个小女孩，12、13岁，当我镜头对准她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非常烦燥，后来她父亲在旁边很客气地跟我说，你先不要拍了，我马上就把镜头收起来，因为还可以采访别人嘛，我是记者，我就要拍，我就要报道，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绵阳，我们一个资深的女记者，是心理辅导方面的专家，后来我听她说，她在绵阳辅导一批心理辅导员，我一听不错，马上给她打电话，我问她是搞这个活动的吗？她说是，我说怎么样？我过去一趟，这个题材也不错，心理辅导题材，她说你来可以不能采访，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辅导的这些心理辅导员本身都是灾民，受灾的大学生，要训练他们去辅导更多的人，他们本身是灾民，一谈起这些，自己的情绪还是控制不住的，我们不希望镜头在这个时候干扰我的辅导对象，我和她平常是很不错的同事，多少年了，我一听电话，我马上说好，但是我明天还到你那个方向去，我去采访别的，你那儿我就不去了，我们都会碰到类似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原来的一个观点：我们的新闻镜头前面要有所忌讳，不应该是所向皆靡的，那不行。有时候甚至在现场拍照片都不是特别重要，我就遇到一次，在映秀镇，16号早晨，我听说很多遗体要埋在山坡上，我爬上去了，我看了看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鱼子溪村，老百姓的一些窝棚挂在那儿，我一过去几个灾民就围上来了，火非常大，牢骚非常大，说这都16号了，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一个救援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拍照片还不是特别急的，我先跟我这些采访对象要沟通一下，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进来的，我说大批的救援物资，救援人员都在向这儿进发，所有的路都断了，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不能怨灾民，温家宝都到过映秀镇，但是鱼子村的人不知道，胡锦涛也去，很多灾民不知道，全国全世界都支持灾区，灾区的老百姓不知道，他没有通讯，没有手机，没有电。这个时候还不如聊聊情况，把外边的情况讲一下，他们也舒缓情绪，如果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孤立无援的，当然有牢骚，死了那么多人，我没见到一个救援人员，当然有牢骚，但是你要把这些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情绪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马上老太太就给我盛粥，温家宝去的那个地方距那里两里地，上面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灾区的情况，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想像不到的，这个时候拍照片重要还是和他沟通重要，我相信很多同行，各个单位的，在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埋没我们的努力，尤其这本书，视觉联盟搞的这些活动。我们现在最集中的救灾这一段过去了，但是下一步，真的希望还得关注到底，同时也不断的检讨我们自己，使我们更成熟，更真诚。 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