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难之后 摄影界的集体反思

　　贺延光：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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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灾难前所未有，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网络及平面媒体的记者动作非常快，在座的大家主要是搞摄影的，我原来讲过一句话，不到现场一事无成，这和文字记者还有区别。文字记者也要求到现场，但有时候第一时间不在现场，第二时间不在现场，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把现场写得活灵活现，摄影记者是完全不行，必须到现场。 摄

　　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引起了媒体前所未有的行动，我是13号去的，当地有些记者几乎是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甚至珠峰下来的记者正好在成都，也是连夜赶往映秀镇，徒步进去的，我碰见了北青报的，北京晚报的，他们都比我早去了一天，而且这次的新闻报道是前所未有，面对重大灾难，禁忌很少。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比我们的动作还快，事实证明，前所未有的及时、透明报道，最后的结果是国内外的舆论对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给予了很积极的正面报道。这一次我们做媒体的人心里面更有数，当你的镜头、你的笔触、你的电视非常透明的时候，你不要怕你的读者，你的观众，引起混乱、恐慌，实际上全中国的人能这么迅速的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支援灾区，大家万众一心，媒体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媒体的报道，这种动员支援，是难以想像。但是在报道过程中，我们的记者，除了展览之外，还看到很多照片，真是表现很不错。在这场灾难面前体现出的职业精神不是一两个记者，应该是一个群体，而且在救援的过程中，我所能看到的，比如那天往映秀镇进发，我们还坐了一段水路，下面又走，国道面目全非，这一路我同时碰到了广州志愿者医疗队，他们每个人背的药品不会低于30斤，在那样的路上，有时候是爬行，我报的文字记者林天红和我是搭档，还有武警总部的摄影干事刘海山，央视新闻调查的摄像师席林，这些都是在我身边的，他们一路是帮着人家扛东西，扛药品，而且是扛了一路，没有人要求，大家走到一起了，这个时候要互相帮助了，就这样走到映秀镇的时候，我在地下足足躺了40分钟，但是我这三个同伴他们一路帮着医疗队的志愿者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了一路，这是我亲眼看到。研讨我觉得我们还是多谈一点问题，成绩大家都在那儿摆着，这么多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如何做，迅速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位了之后怎么办？这毕竟是一场灾难，而且我们所有的记者在现场，可能最脆弱的是记者自己。不光是我，我同行的这几个同伴，大家都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看到灾民死了，没有表情，没有眼泪，也许别人早就哭干了，但是我们记者不行，如果在现场在这个灾难面前简单的拍摄，谁照都可以，所以这两天我们的摄影报有的朋友，有的同行就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看一些照片的时候是不错，看多了都这样，怎么才能给读者，让记忆力永远铭刻，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是对到现场的摄影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久

　　我若干年前曾经抱怨我自己，说我们和外国摄影师比起来，我们不行，我们距离差得太远，为什么呢？看着人家很多战争灾难的照片，很触目惊心，冲击力非常强，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到不了现场，我们这儿也没有战争，但是后来实际上差距不是在那儿，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在88年的时候，我们在国际摄影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著名的外国摄影师，他们是在荷赛上都拿了大奖的摄影师，给我们讲课，放映的多数是我们没有见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照片，即便他们行动那么自由，也未必天天都是灾难，伴随自己最多的还是日常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有错觉，觉得要有成绩，要有影响就要靠那样的题材，这是不对的，如果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新闻题材拍得不到位，功力不到，到了灾难面前，一样不要靠那个运气，偶然性是有的，但是未必就能怎么样。所以在现场我的镜头没有一次对准死者的面目表情。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对死者的尊严问题。家属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读者能不能接受？这在现场来讲，对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第一它是重大灾难，镜头是不能回避的，你不能把它拍成一个和平景象，它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第二在现场，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媒体，要进行公布传播，不能不考虑到方方面面，如果仅仅在惨烈这个方面来拍的话，怎么惨烈怎么拍？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到处都是尸体，但是你是媒体的记者，不是刑事警察，准备拍刀子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你不是做这个的，你是要在公众的媒体上传播的，又要表现灾难的惨烈，又要做到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是对摄影师在现场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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