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难之后 摄影界的集体反思

　　孙京涛：摄影记者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 影

　　在前方我们的记者们包括我们已经到了前方的图片编辑们，包括后方的媒体的编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转换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就是价值视角，一开始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允许我们的照片出现颂歌式的那样的镜头和语言，因为我去不了，我也很着急，我们的记者走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抛开大众日报日常的宣传角度，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拍摄灾区的人民，去拍摄小战士们，去拍摄那些个同样恐慌的医务人员，用最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后来慢慢的改变。 特

　　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的方法和方式，我们的摄影记者在前方有个别的人在一些时候会表现得不尽人意，比如导演摆酷，甚至让人挥挥手之类的，这是很拙劣的东西，我是非常赞同延光老师他们的立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前方，你必须要有一种道德姿态，这个很重要，但是实际上跟过去相比较，我们可以跟原来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相比较，我们的姿态比过去要人性得多。第三个道德水准。整个抗震救灾过程当中，我们的国人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倾向，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伟大，但是同时反过来有个别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不得不想起一句话来，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包括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处处充满着虚伪。所以讲这个话的人，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一个不理智者，是一个反对分子，实际上到今天，虽然他是一个小人讲了这句话，我们恨不得把他打死，但是普通的公民可以这样去做，作为公众媒体的一个工作者和传播者，我们这种道德姿态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事情一直也是我脑子里面特别矛盾的，我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我在都江堰看到那么多孩子死去，遗体摆在那边，我应不应该拍这个照片，作为历史照片不见报，问应不应该拍，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8天睡了不到20个小时，我说你闭着眼按一下，因为我也没有答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最普通的记者都在考虑自己的道德水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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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讲过一句话，你要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又要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同志们，这不容易，双重身份，你要有非常非常高的道德标准，目前也一些东西我们还没必要这么苛求，我们要一步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最后讲了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视觉禁忌也好，或者叫视觉道德也好，如果不能贯彻到我们的传播禁忌和传播道德上去，也是不行的。我很想加入视觉联盟(笑)。他们不要我，因为我是党报的摄影工作者(笑)，但是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充满真情的关注着视觉联盟，关注着我这些兄弟们，我为你们骄傲！非常骄傲！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国家骄傲，在其后的灾区的重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日本那么一个发达的国家，他们依然用第一个十年赶上了，第二个十年赶上了，第三个十年赶上了，在这样一个缓慢，不是在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摄影记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关注震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由这个话题我再来说，实际上我们道德的价值也好，视觉道德的价值建设也好，我相信不是一个突发事件里面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当中建立起来的。 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