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利他主义者”
张新民认为，吕楠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工作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摄影师采取这样的工作方法——对待选题全力以赴去做，专门做，不顾一切地做，一做就是全身心的东西——这在中国应该是开创了先河。”
“巨大的激情，再加上非凡的毅力，这就是德拉克罗瓦。”波德莱尔的这句评价，正可以用来形容吕。工作对他来说，几乎是生活全部的重心所在。
吕楠认为，若想把事情做好，“心中一定要有他人”。吕楠不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身体力行，更将其贯彻在工作中，成为了他独有的一种工作方法。
由于拍摄的题材比较敏感，为了顺利进入各地农村和县市的精神病院和天主教堂拍摄，吕楠从来不会直接前去；他每到一省，都先去省级政府申请，获准后拿着省里的批文到地市，再到区县。这种做法看似麻烦，实则能让医院和区县的管理人员打消疑虑，减少阻碍；这样一来，吕楠不但能通过各地卫生局得知医院地址，而且到医院后，也能查阅病例，了解患者的身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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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藏之前，吕楠已计划好，一定要到没有游客去过的村子拍摄，“有的村子里不光没去过游客，连汉人都没见过，有回民去收购羊肉，都让他们给打出去。”为了跟藏民沟通，吕楠先到拉萨的西藏大学学了两个月藏语。这两个月，他什么也不做，只学藏语，平时顶多上街买点馒头和菜，连大学校门都没怎么出。在拉萨待了一个半月以后，他才去过一次八角街，“布达拉宫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吕楠说：“没人见过像我这样去西藏的。我没兴趣知道的东西，跟我无关。15年来我也都是这样的，凡是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我都不问。”问他这么做是否太功利，吕楠回答：“要知道，只有自私的利他主义才能结出果实。”
吕楠每次入藏都会带上一个药箱，—那是带给藏民的。西藏农村看病不易，吕楠自学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时间一长，他成了当地“神医”。藏民越发信任他，吕楠的拍摄也越容易。
“我在各个时期的理想，并不超过当时的力所能及。”每开始一个选题前，他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阅读大量有关当地历史、地理、风俗方面的资料，直到准备充分，他才会着手拍摄。他肠胃敏感，出门必备黄连素。除此之外，他的行囊里还有两三个相机、胶卷若干、一两本百读不厌的书、一只装着古典音乐的MD播放器—如果去的是西藏，那就还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睡袋，因为他一待就是9个月。“去哪里都要带铅笔和卷笔刀，我看书要画线的，”吕楠说，“不然就是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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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从西藏回来，吕楠最多歇上三天，就要接着开始印片，然后挑片、放大，一天工作14个小时。工作完成后，再待上一星期或者十天，他又开始上路。
吕楠说：“摄影本身并不是我兴趣的所在，而是一种手段。我只是恰好选择了这种手段，来实现我的想法。”在非工作时间，吕楠几乎从不带相机。“家人几乎没有看过我拿相机。去美国、法国，我也都不带。别人看了奇怪，问你出国怎么不拿相机？我心想，我又不要跟艾菲尔铁塔合影。”
吕楠说，在西藏工作的枯燥程度超乎想象，工作的时候他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想看我工作？倒给我钱也不行。”并非吕楠的工作方式有多不可告人，而是“太枯燥了，没有人能受得了，就算我找当地的农民，给他们一天100美元的酬劳，他们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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