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路论述：吴印咸和老舍艺术自由的“巧合”

    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心灵由于受到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制约，也会出现无法理喻的“巧合”。摄影家吴印咸和作家老舍的艺术创作观，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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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吴印咸从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在上海担任照相馆摄影师时曾以《田螺》获瑞士摄影沙龙奖。1938年到延安电影团任摄影队长，并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拍摄了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随后又拍摄了《南泥湾》等多部影片。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了十多部摄影专著。从上海到延安的摄影观的转变，可以从他的一段话中得到验证：二十年前，我在上海。……我爱什么就拍什么，我欣赏什么就拍什么；只要好看，够得上我所认为的艺术条件，我就拍它。……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我到了延安。解放区的广阔天地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的艺术观开始有了变化。尤其是在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了解到：一切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必然会为那个阶级服务。……它绝不是像我过去所想的，仅供少数人欣赏和满足个人狭隘的艺术兴趣。（《我在摄影艺术上的转变》，《中国摄影》1962年第3期）

    无独有偶，早在1944年12月，著名的作家老舍也这样说过：在那个世界里，我爱些什么就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去那样。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文艺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梦想的文艺》，《抗战文艺》第9卷5、6期）然而，1949年老舍回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舍角色的转换是很快的，他首先恭读《讲话》，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否定旧我，删改旧作，同时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不停地唱赞歌，参加各种活动，担任了一大堆社会职务，极其积极，因此他也得到了不少荣誉。（范亦豪《迟到的老舍》，《随笔》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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